《北京文学》2020年第7期|何建明:城市猎毒者(节选)

发布日期:2021-12-07 15:33   来源:未知   

  如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实力比拼,通常是在城市间进行的。纽约代表的是美国的现代化水准和实力;东京代表的是日本的文明与现代化程度;伦敦、巴黎代表的则是欧洲老牌帝国的雄厚实力。欧洲国家基本上都已完成了城市化,所以像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等欧洲许多发达国家,乡村也即城市,一个大城市即代表了国家的形象和实力。

  这回新冠病毒大传染的疫情,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世界各国以往名声显赫的城市之间无意中所展开的一场大“比拼”。有的城市在这场疫情中沦陷了,有的在这场疫情中低下了曾经高昂的头颅,也有的被病毒攻击得支离破碎……当然,就国内而言首先是武汉,截至6月5日12:00,累计确诊患者达50340人,死亡人数3869人(国内数据来源:新浪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动态追踪;网址:;)。同样是截至6月5日12:00,国外疫情重灾区美国,这个国家总人口共约3.3亿人,累计确诊达已1842101人,死亡107029人;再看美国的纽约市,截至同一时间,这个约800万人口的城市,患者达201806人,死亡21688多人……(国外数据来源: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官网,网址:)

  我们再来看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吧:对于2400余万人口的上海,曾经有中外机构预测过,倘若武汉疫情控制不了,中国第二个大暴发地必定是上海,而且给出的预期感染者会达到80万人。但后来我们大家看到了:上海稳稳地打了一场漂亮仗!

  从2020年1月20日公布第一例新冠病毒患者,到3月31日止,上海全市本地确诊新冠病毒患者仅为339例,其中治愈出院327例,死亡6例。从3月初以来,由于国际疫情的暴发,国家调整了航线,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境外接收地,所以境外确诊者多出了177例。即使这两个数字加在一起,上海与世界几个著名大都市相比,其疫情的控制力,让上海成为几乎没有多少“污染”的净土。

  太不容易!太令那些曾经极为趾高气昂的国际名城失色……上海还有几项“硬核”之处更让外界叹为观止:

  这种硬气是“硬碰硬”的。就在我写到此处时的前一个小时,一位美国华人给我发信,说截至3月31日,纽约市已经确诊感染病毒患者50000例,死亡达1100多人……我如何把纽约同上海两个东西方的大都市作比较呢?

  上海:总人口2400余万,疫情时间50余天,确诊患者339余例,亡6人;

  纽约:总人口800余万,疫情尚不到一个月,确诊患者超过50000余例,死亡超1000人。

  然而我知道另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上海有一支特殊能干的“猎毒者”。他们是一群平时不穿白色防护服、只有在战斗现场才迅速全副武装,并且一旦发现病毒传染冒尖露头,便立即冲锋在最前面的那些默默无闻的英雄战斗员。他们很像战争中的侦察兵,又像坚守阵地的狙击手,更像执行特殊任务的敢死队……总而言之,他们是每一个病毒传染前哨的“猎毒者”。

  何谓“猎毒者”?简而言之:见病毒,便迅速出击、前挡后堵、斩草除根、扫净治清的行动者。

  中国人自2003年的“非典”之后,迅速学会了一件事:建立急性流行病防控调查体系,并纳入国家和城市社会管理体系。西方世界有没有像中国一样健全了这门公共卫生学科,并投巨资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体系之中,我不得而知。然而中国做了,且做得十分到位,至少我在上海看到的是完美的。

  这支队伍叫“流行传染病医学调查队”,它下属每个城市卫生系统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典”之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其实同样存在,只是规模没现在那么大,叫“防疫站”,在上海、北京一些大中城市甚至时代的中国乡村也有,它在保护百姓身体健康和社会公共卫生方面作过许多重要贡献。现代城市化进程被不断推进后,“防疫站”改成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基层叫“疾病预防控制站”。它的主要职能没变,只是像北京、上海等超大型城市的“疾控中心”(简称)内部的功能多了许多,有“流调”,有病毒分析实验室,有传染病防治等机构和相关专业的医生。人们称这个部门是医界的保护我们生命的“特种兵”。

  在这支“特种兵”中,最彪悍和厉害的要算“流调队”,它是特种兵中的特种兵,行内称其为“猎毒者”——凡是见“毒”、闻“毒”和遇“毒”时,他们会以最迅猛之速度出击,直至将其猎杀干净为止。如果一旦猎毒没成功,那就会造成整个地区或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彻底毁灭。武汉、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纽约等等,皆是因为无“猎毒者”阻击病毒的猖獗与肆虐,所以失败和沦陷,数以万计的无辜生命被瞬间剥夺……

  2020年3月17日,我第一次参加上海市抗击新冠病毒新闻发布会。来到位于上海市中山西路1380号的市疾控中心后,我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城市的一支隐姓埋名的英雄队伍——急性传染病流调队的“头儿”、病毒学专家潘浩先生,他现在主要的正式身份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防治所急性传染病防治科主任、抗击新冠肺炎现场工作组副组长,直接负责整个疫情中的“流调队”(就是我所称的“猎毒者”团队)的“司令官”。

  “平时我身边只有十几个人。区县下面倒还都有一帮人。后来疫情暴发,我们的队伍迅速扩大,一直到用兵最多时的三四千人……”

  “不是我骄傲,但确实可以这么说……”潘浩摘下口罩,认真地跟我说,“如果这次不是因为上海从市领导到卫健委,一层层对我们流调队伍的重视和指挥得好,上海抗疫战斗绝对不会打得这么漂亮,说不准十分惨烈!”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听他这么一说,我本来就很担忧的心更加悬了起来,问。

  “那就是无法控制的,任其流行,蔓延到全球每个角落……”潘浩的话音突然沉重下来。片刻,他说:“当然,现在一些国家已经都在学习我们武汉的‘封城’,这当然也是一种重要的积极做法,但代价实在太大。如果能早一点动手,损失和惨状可能就会变得很小很小了。”

  “现在代价太大。”潘浩连连叹气,“传染病最怕源头和开始时没控制好。堤坝出现一个鼠洞甚至一个蚂蚁穴,你就得马上堵住它,否则转眼间决堤溃坝,洪水猛兽啊!”

  自参加工作至今,经历了几十场大大小小疫情的流行病学专家的一声叹息,使我眼前浮现出武汉、伊朗、意大利、纽约等地的一幅幅因疫袭而酿成的惨景,它是那样的凄凉。

  一国有一国的情况,我们无法去劝说或者教人家怎么做,即使像意大利政府后来想把“危重病人”交给中国援助医疗专家队伍接管,可你能教导这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一样一声号令,14亿人“宅”在家里吗?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戴口罩这事,你看看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有多严重!在意大利的近50万华人,几乎无一人感染,而当地的意大利人死得人连棺材都无法满足,这种情形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确实太重要!”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了解到中国强有力的防控传染病的“特种兵”后,大为感叹!甚至留下这样的话:假如都像中国或者把中国的经验传授到世界各地,不用说此次疫情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以往像非洲那些病毒多发的地方也会减少大量瘟疫事件,人民的生活也幸福得多!

  结论已经摆在全世界的面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研究中国到底如何做到“猎毒”的——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猎毒”的背景和基本过程及它为什么那么重要。从比较近的事件讲起吧——

  3月11日,原本在防控方面做得“杠杠的”河南省,突然出现一例确诊患者,这让整个河南一片哗然。因为它让已经连续十多天没有新增病例的河南,一下有了“0”的突破!原本省政府决定的中小学开学日期不得不推迟,于是我们在网上看到了一片声讨和感叹声:

  他是一个可怕的“毒王”:30岁的郭某鹏,3月1日,他从北京机场飞到阿联酋首都,第二天从阿联酋首都飞往意大利米兰,此时米兰疫情已暴发。3月3日,郭某鹏坐车到法国巴黎,巴黎也已有疫情。郭某鹏次日再从巴黎坐车回到米兰。6日他又从米兰飞回阿联酋首都机场,当日再飞回北京。7日他坐火车从北京返回郑州,然后步行回到家。可气的是,8日、9日两天他都到单位去上班。郭某鹏这一路坐了多少趟飞机与火车?回国后、回郑州后又接触了多少人?简直无法统计。回到家后在小区里和上班的两天,到他发病之前也没有作任何个人防护,这期间又有多少密切接触者?

  “简直海了去了!”曾经为战“疫”骄傲了一个多月的大中原河南人,竟然一夜之间被此君的丑行而压垮了——“无颜见祖国的父老乡亲”啊!

  我们不知他在国外走过的那么多地方,为何没有堵住这“毒王”?其实,人家也根本不可能在意这个潜伏的“毒王”,因为他一直就没有发热、发烧症状——回家两天之后才被确诊。

  对这样的“毒王”,我们中国是不能放任的,也绝对不允许他的“毒身”带出一个新的病毒传染暴发地。那么如何猎杀此“毒”呢?

  “为了阻击郭某鹏这枝‘毒’,你知道我们要动员多少力量吗?”一位“流调专家”这样跟我描述,“如果‘全程’描述出来,足够你写一部作品了!”

  从北京开始说吧:我们必须要把与他一起乘坐的那趟飞机上的所有旅客全部找到,找到后马上告诉人家立即进行14天的医学隔离。这趟航班上的旅客算它有200人吧,那么我们就要询问这200人在下飞机之后又与多少人密切接触过,这个数你设想一下会有多少人呢?200个人就有200个家庭;200个人在两天之中的活动轨迹可能就包括2000个地方吧!我们就得把这2000多个地方的可能的密切接触者再控制起来,要求他们也进行14天的医学测体温。这是与郭某鹏在飞机上的一条线。

  随后我们还要查他在北京机场走过多少地方,与多少人密切接触过,这得把飞机航站楼里可能接触的人通过调集当天的探头一一排查,不多说,就算30人吧。那你就得找到这30人,并且马上调查清楚这30人在近两天中有多少活动轨迹。这30个人差不多也有30个左右的家庭,这大概又是几百人吧!这几百人你也得告诉他们在14天内进行医学测温。从北京机场他乘出租车,我们就得把出租车司机找到。这出租车司机了不得呀,他一天拉多少人?这些人去哪儿找呀?得找啊!一个个地找出来!然后同样又得要求这些人进行医学测温。

  战斗范围浩大!绝对的浩大!从北京到郑州,牵涉的上千里的战线,每一个地方都可能留下病毒……我们的“特种兵”们并非仅仅了解清楚、把那一千多名密切接触者统统用隔离“锁”住他们,还必须立即派出消毒者,沿着郭某鹏走过的每一个点和每一条线进行医学消毒——这个程序如果忽略了,“逮”住的那一千人即使没有发现“毒”流暴发和传染给他人,也可能遏制不住病毒传染,因为郭某鹏坐过的飞机、出租车、高铁,还有他走过的小区楼道以及单位工作的任何一处,皆有可能残留了可恶的病毒……不进行细致的消毒,传染风险仍旧存在漏洞!

  千万别以为这就把“毒”猎住了!谁能保证那隔离的一千多人在14天中不会突然冒出几个甚至十个、几十个确诊者?一旦出现,你同样还得去迅速控制、坚决阻击……

  太复杂!太惊心动魄!太不可思议!谁能把如此庞大而复杂的“猎毒”,从局部到整体都无一漏网地彻底“消灭它”呢?恐怕唯有中国。

  因此在武汉疫情暴发之后,中国在习主席统一指挥下,中央一声号令下,全国动员,齐心协力,把所有可能的毒源,统统猎死、堵死、闷死!

  “这仅仅是一例!像河南郭某鹏是整个战疫中典型的一例!我们这些人自疫情暴发至今,天天这样冲锋陷阵,天天这样到处与病毒在进行生死搏杀,从它们的血口中争夺那些无辜的生命……”我的主人公——上海“猎毒”专家和抗疫功臣潘浩先生坐在我的面前,宛如大将军般开始讲述上海的“猎毒”故事和上海为什么“能”的故事!

  2月26日这一天,应该说那个时候我们上海的防控战疫形势相当好了,可以讲基本控制得差不多了,连续许多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这对大上海来说,极其关键,因为市府已经有很多单位复工了。但就在这一天,远在宁夏自治区的中卫市发布了一则确诊病例。关键是这个病例是输入性的,他的病毒是从境外带到我们国内来的,这个问题就和我们自己国内控制完全不是一个意义上的事了,且复杂性和不可控性的风险一下增大!

  他的出现,让我们上海2400万人又惊了一下,而且全国人民也注意到了,因为他这“毒”非武汉传出来的,或者说与国内所有患者毫无关系,在这之前并不在我们防控的主要辐射范围和对象之中。这让我们的心一下悬到了半空。

  “猎毒”战斗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战场……这个战“疫”战斗一直到现在,累得我们上海几乎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

  我明白潘浩的话,现在中国战“疫”主要是防控境外输入性病例的倒灌现象。上海在此间任务最重,浦东、虹桥两大机场承担了国外入境者的一半以上。

  潘浩说,宁夏这一例患者留下的“毒路”是这样的:2月19日13:30(伊朗时间),他从伊朗机场乘坐SU513航班(座位号16B),在此于17:00左右(莫斯科时间)到达莫斯科机场,在此期间患者佩戴N95口罩。在莫斯科机场附近的胶囊旅店,他停留了16小时。2月20日9时左右(莫斯科时间),此人从莫斯科机场乘坐SU206次航班(座位号35A),于23:05(北京时间)到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出机场后乘坐出租车到达和颐至格酒店入住(房间号3078)。2月21日16时左右,他乘电梯下楼,将所寄物件交与快递员后返回房间。2月22日9时,此人乘坐网约滴滴车(沪GY0322)到达上海火车站,在候车期间曾在火车站广场手机卡代办点办卡。18:36,他从上海火车站乘坐Z216次列车(13车08下铺)于23日17:20到达兰州火车站,在火车上除用餐外一直佩戴一次性口罩。这期间曾在1号候车厅内按摩椅上候车。后来,此人于2月23日20:00,从兰州乘坐K9664列车(座位号1车4座,实际坐在靠车厢门第3排一处6人座位处),于2月24日凌晨1:19到达中卫自己的家中。两天后发烧,并被确诊……

  “我们接到这一情况,立即启动联动机制,因为此人的行动轨迹关联到海关、交通、商业。我们对机场、出租车、酒店、火车站等迅速进行了追溯排查,最后正式锁定63个在上海的密切接触者,连夜要求这些人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潘浩说。

  潘浩似乎看出我依然怀疑,便拿出一张纸,非常熟练地绘画起来:“这些是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住过的酒店,随后我们根据他的行动轨迹,一一到现场察看,看有可能接触的人,还要看这些被接触的人是不是有防护。如果有防护,比如戴着口罩,比如在一起办事时离此人有一定的距离,那么这些人就会被排除。然后再一一看与他接触密切和距离非常近的人,再仔细看是否有可能被传染上……我的队伍都是专业人员,一个小组几个人分别推演,再汇总到一起分析研究和讨论,再进行分析认识,最后形成‘报告’。这个‘报告’就是我们的‘猎毒’方案。有了对象,‘猎毒’就是一场围剿的战斗——按照传染病防控要求和国家法规,告诉那些密切接触者进行14天的居家隔离。”

  经潘浩这么一说,读者一定会与我一样意识到,原来“猎毒”并非那么简单,恰恰是异常复杂,充满难度,甚至有时匪夷所思。

  潘浩笑笑:“故事太多了!你要有时间跟我队伍里的那些猎毒队员们聊聊,他们比我讲的更精彩,而且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新故事,每一个故事的内容都很不一样。”

  不过,我仍然最喜欢“从头道来”,也就是说,潘浩和猎毒团队是如何“逮”到第一位“毒”者,即人们常说的“一号病人”。

  上海的“一号病人”,现在人们称其为“首例输入患者”。这个解释就是上海本身并没有新冠病毒肺炎,首例输入是从武汉传染而来。

  “武汉离上海那么远,病毒它要传染到上海不得需要个十天八天?”有人一定会跟以前的我一样如此想。

  潘浩笑笑,说:“那是外行人理解的病毒传染。”他解释,“现在的病毒传染可不是按照城市或国家之间的距离来计算的。一个源于十万八千里外的非洲病毒,它可能只需要一两天时间就能到我们中国,传染到你我他身上……”

  “非常简单。”潘浩解释,“一个携带病毒的患者乘着飞机越过大洋,可能一觉醒来的时候,病毒就到了我们身边……”

  何建明,男。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全国劳动模范、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博士生导师。何建明是当代中国报告文学领军人物,曾三次获得“鲁迅文学奖”、四次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代表作有《山神》《时代大决战》《那山,那水》《死亡征战》《爆炸现场》《南京大屠杀全纪实》《国家》《忠诚与背叛》《部长与国家》《生命第一》《为了弱者的尊严》《我的天堂》《根本利益》《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等。40年来出版50余部文学著作,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十余部。作品被翻译到十几个国家。